假如仍然延续以前的老套路，不在教育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只靠砸钱，是不可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也不可能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当今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是高度互联和互相依存，在此背景下，不愿合作难以理解。一个问题似乎是制约性，各国不愿承诺采取补充性财政和结构改革

读懂新常态下中国消费新图景，采取有效的消费政策，真正释放消费潜力，才能重构中国消费新版图

与服务业产值低估相关联的消费低估意味着，颇为流行的关于中国消费不足的观点可能需要重新评估

现有的一些政策体系和监管方式、手段，很大程度上已不能适应消费新增长点培育和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快创新消费政策

要达到捍卫现代基本价值与基本制度的目的，政治科学似乎有些无能为力。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是政治哲学重回争论现场，给出严密的现代政治正当性证成，才足以给反现代政治理念以致命的一击

对照德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如果中国要大幅度提高人均收入，进入富国俱乐部，则既要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也要促进创新实现其动态效率。这要求中国实现政府经济治理风格的转型

及时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有助于消除增长抑制、卸去增长拖累，可以在避免实行过度的总量刺激的情况下适度提高经济增速

国有企业的终极改革目标有两个：其一，将国有企业转变为非营利性公法企业；其二，建立国有资产的法治治理架构

本轮牛市行情完全是受股市重估和流动性增加的影响。乐观的心态和投资者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因素：充足的流动性，融资融券和各类杠杆交易；认为政府会采取更多宽松宏观政策来抵消经济增长放缓的强烈预期，以及认为金融风险在掌控之中的强烈信念

中国坐拥近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去年的净投资收益却是负298亿美元。如何扭转这种困境？唯一的出路是通过第二次“入世”重构中国的资产负债表

“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制定和落实，需要加强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以打造互联网金融超级平台为核心，打造互联网金融提升版；探索应用“分布式（区块链）”技术，打造互联网金融终极版

采取有效政策措施，加快培育新的战略性区域，不仅是适应经济新常态所亟须采取的应对之策，也是引领经济新常态，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需要

在全国范围实行严重过剩产能减产计划，是采取行政和市场相结合的办法，等比例减产是行政办法，减产指标可交易是市场办法

货币政策在危机处置中能发挥应急性止血作用，但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都仍存在不少争议

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财政风险和地方金融系统风险这三个风险因素高度相关。如果其中某个风险因素过高，容易导致其他风险因素也上升

英国的经验值得借鉴，虽然说渐进式道路前进的速度可能缓慢，但是它取得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稳定的，不会忽进忽退，国家稳步向前发展，不会出现跳跃反复

“PPP改变了商业银行传统的贷款模式，如果没有央行或银监会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操作起来会有顾虑”

从准公益性、准经营性项目特点和融资平台公司自身机构属性和发展定位看，融资平台公司是准公益性项目的最佳投融资主体

组织、制度、道德和信仰等，都是服务于人的工具，大数据只是“工具箱”中的一种，它并没有对于其他工具的取代功能

“大众创业创新”使得各地的创新活动更为活跃，也可能扩大了地区差距

“负面清单”模式可增加协定的透明度，促使服务部门实现真正开放，通过“开放”倒逼“改革”，推动商事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

假如仍然延续以前的老套路，不在教育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只靠砸钱，是不可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也不可能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只有和平的环境才能令中国发展和进步，任何要取消“美国和平”的意念都是妄想，并且会自我伤害。反过来，任何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军事行动都是缺乏远见，也不理解中国的厚实。海上安全航行、陆上稳定安宁是中国的真实需要，与美国的根本利益毫无冲突

看似不相关的投资与酒，认真分析起来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思考与发现，就可以让我们触类旁通，用一双睿智的目光观察世界

从金融利益角度理解国家政治、社会、外交和经济问题，往往能想得更加通透

中国正在努力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从总量工具向价格工具转向，然而考虑到中国金融体系中银行系统仍将占据极大的比重，总量目标似乎不应该、也不会被完全放弃

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经济学原教旨主义者之所以是“原教旨主义者”，归根结底在于他们信奉着一些不变的基本观念，那就是正义的经济必须依赖于宗教，而不是简简单单地声称在经济事务中给予宗教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