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日益发展，赋予了金融对外开放的契机，也将反向促进中国本土金融市场发展，相应的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成为关键所在
银行业进一步开放可能是外资行扭转在华困境的新机会。但“一参一控”的监管原则，或许会影响其控股中小商业银行的进程。资产管理、互联网金融和投行业务等领域会成为外资行下一步战略布局的业务重点。
“50∶50”持股比例限制放开，是否能够吸引外资保险公司“回流”中国市场或进一步提高股权？与持股比例放开相比，外资公司更加关心的是，在具体业务领域和健康养老产业领域是否有更多的参与机会。
如何将“长袖难舞”的现状改变成“长袖善舞”的未来，不能依赖监管的放松，找到适合中国水土的发展模式才是合资机构们亟待练就的内功。
中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侧重点开始发生变化，从推进人民币项下资本账户的开放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逐渐转移到强调国内金融市场开放。这一转变将降低中国国内金融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
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需要创新模式，加强整合联动“走出去”、嫁接中国元素“引进来”，经贸、投资、文化交流合作多管齐下，兼顾其他外资投资者在当地的利益格局和当地国家新的利益诉求，通过增量提升和结构优化推动合作
连日的监管动作开启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大洋彼岸的美股市场，网贷中概股连续多日集体跳水；一批正在申请小贷或网络小贷的上市公司纷纷放弃设立计划
沪港通是股票交易制度方面巨大的创新，在此之前，全世界都没有可借鉴的先例。
比特币跟大多数货币不一样，比特币不依赖特定的机构发行，它根据一种算法大量网上“挖矿”而产生，它有去中心化的“账本系统”
父亲以25年的漫长时间，进行周密的路径规划和制度安排；儿子耐心地用25年积攒足以接班的履历、声望和业绩。
“大资管新规”的文件在打破刚性兑付、规范非标等问题上，表现了极其坚决的监管态度。前者因存量业务庞大，需通过新老划断逐步推进，后者，最佳路径则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来化解。两个问题的化解，皆非易事
对于债券多头来说，现在讨论“止损”意义已经不大。市场真正在期待的，是政策的转向，各路委托投资资金持有者在年底一旦大量赎回，很可能会出现“踩踏”事件
像家具业被宜家改变、手机被苹果重新定义一样，投资业并非一成不变。年轻的资管行业应从需求和供给的巨大落差中反思，从多和少的极致中寻找演进的路径
我们每天看着身边的自然环境逐渐被侵蚀，等下一次泥石流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那些政治家有谁是真为我们的利益着想。
十九大结束一个月，去杠杆去产能执行力度加强，印证了更注重增长质量治理结构性问题的决心。短期内经济增速温和放缓，但中长期远景更值得看好。预计债务/GDP比例在2019年下半年趋稳，经济在2025年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迄今为止，与朝鲜有关的安全问题使中美贸易冲突保持在最低水平。但对中美贸易战的忧虑有可能在2018年升级
目前国企改革最根本的问题是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一些地方对国企混改仍存在错误解读，简单将国企交叉持股和国企兼并民企当做混改，下一步混改应进一步厘清。
由财政部来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一是通过增加主权外汇资产管理机构之间的竞争，来提高整体投资回报率；二是更好地弥补中国未来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
中国经济短期波动的方向，仍需倚重于对房地产周期、基建力度、出口景气度、居民收入与消费，以及宏观调控政策变化。在此基础上，应对新经济带来的新动能予以更多关注。
刚上市的二价和四价宫颈癌疫苗，对中国女性都有比较好的效果。相比国外疫苗，国产宫颈癌疫苗研发更加多样化，未来上市后会有价格优势。
在行业下滑大背景下，青岛啤酒营收和净利润连续两年双下滑，华润啤酒和百威英博却逆势增长。三巨头中，青啤市场份额差距与华润啤酒拉大，品牌溢价力又不及百威英博。
在亚马逊的倒逼下，甲骨文这样的上一代巨头能否克服“创新者窘境”。
几年后将达万亿级的安防市场已成为AI公司的必争之地，创业公司们能否突破现有巨头的垄断，能否搞定政府关系？
美团、摩拜这些揣着巨大流量和资金的互联网新玩家如果只是抱着讲一个更大故事的心态来试水共享汽车，很可能只是为目前的领跑者作嫁衣裳。
补贴退坡是行业趋势，提前到来将加速行业向龙头聚集，然而政策一年一变，并不利于行业发展
以恐惧为内核的灾变心理，如不能正确认识并加以遏制，势将从意识变成行动，打乱能源转型的自然进程。
区块链技术在能源行业有巨大应用潜力，在目前的早期应用基础上，今后五年将有更多颠覆性应用在全球市场实现商业化。
中国科学家工作非常出色，作出了世界上公认的贡献。非常希望，以后中国人拿诺贝尔奖的数量与中国人口成正比。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应该作出的贡献。
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是监察体制改革的第一批试点，如今试点推向全国。京晋浙三地的试点经验，有可能影响全国各地的监察委员会面貌。
政府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上，更多从制度上考虑如何焕发民营企业活力，然后让企业寻找人才。
死难者离开了这个世界，活下来的人要退到六环以外，还有人无路可退、不得不离开北京。
政府作为法律执行者与政策制定者，则需站在超脱和中立的立场，在法律授权范围之内，充分考虑和权衡社会各方不同利益，作出合法且尽可能均衡的环保决策